我的77届高考趣事
1977年冬，我是苏北大丰林场（现在的麋鹿保护区即是当年大丰林场的一部分）的一个“知青”。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何时可以出头。
入冬后的忽一日，传来消息，恢复高考了；而且我们这样的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知青，也可以考。于是大家就有了报考的念头，把它看作是离开农村的救命稻草。
那时，我们4个男知青，住在同一个茅草棚里。时间很紧迫，大家没有心思出工了，急急开始“复习”。其实，有什么好“复习”的呢？一是根本没有“考试范围”“高考指南”之类的资料；二是仅仅有几本不知从哪搞来的数理化方面的课本，其他什么书籍也没有；三是没有老师指导；四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都在念小学四、五年级，此后虽然一直上到高中毕业，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时间用在了“学工”“学农”“学军”和“大批判”之类的政治运动上去了，真正上数理化的课程少得可怜。从小学阶段起就没有好好上课，底子薄，初中、高中的课也就学不进去。因此严格来说，充其量我们都其实只有小学的学历或者小学文化。现在居然要“复习”来参加“高考”，谁有这个信心？
“唉，复习什么哦？考不上的，打牌吧！”不知是谁的提议，说到大家的心里了。于是我们开始玩扑克牌。
玩了几分钟，有人说了：“哎，光打牌也不行啊！还是复习吧！”想想也对啊，打牌能够打进大学啊？于是丢了扑克，又翻起了那几本已经翻烂了的课本。
不一会，又有人说了：“考不上的，别做大头梦了吧！打牌！”
对，打牌！大伙扔了课本，抓起了扑克。
打了一圈，又有人说了：“还是看书吧？不复习就更考不上啦！”
“复习就一定能够考上吗？”有人说。
复习也不好，打牌也不好，那怎么办？“抓阄，看谁能够考上！”
哈哈，这个提议好！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招，就是靠唯心主义了。我们做了最好的预期：假设我们四人中有三人能够考取，只有一个倒霉蛋没有考上！
于是拿出三张红色的扑克，代表考取；拿一张黑色的，代表名落孙山。牌背朝上，洗了又洗，放到桌上，摸！
哈哈！结果出来了：他们三人，摸到的是红牌，那张黑牌，落到我的手中。他们欣喜若狂，犹如真的金榜题名一般兴高采烈；我呢，虽然也不是滋味，但也算坦然。因为，我们四人中，我的学习成绩本来就是最差的．．．．．．何况，这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没几天，预考（初试）开始了。又过了几天，我们在打篮球，听到林场广播站公布本场知青通过初试、进入复试的知青名单。那三个摸到红牌的“幸运儿”，居然榜上无名！我这个“倒霉蛋”，却通过了预考！哈哈！命运啊！篮球一丢，跑回茅棚一阵大笑！
没有通过预考，他们三个浑小子就死了心。我呢，既然获得了参加最后考试的资格，也就按照程序去考。结果，成绩是够了，接下来是“政审关”。
说到“政审”，现在的“八零后”应该是不知道了，可在五、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期，任何人要参军、入学、招工、入团、入党、出国．．．．．．无不要进行“政审”，“政审”不合格者，就“一票否决”，叫你完蛋！而“政审”是否“合格”，关键就在一个字。哪个字？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当时的“政审”，主要是看其“政历”（政治表现历史的简称）。一曰“政历清白”，一曰“政历清楚”。别小看了“清白”的“白”字和“清楚”的“楚”字，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政历清白”，就意味着你的政治表现是好的，“清白”嘛。反之，“政历清楚”，则说明你的政治表现有问题，但是已经查“清楚”了。既然政治表现有“问题”，那你的“政审”还可能通过吗？
我清楚地知道，我自问平时虽然顽劣，但是既无“政治问题”，也无偷鸡摸狗，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政历”当然是“清白”的。但是，林场的“革委会”主任，是个极左的“老革命”；而我则因为平时没有对他表示出足够的“尊敬”，而且有时对他还有些不敬之举，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我送进牢房。这次如果让我考上大学跑了，对他而言是“放虎归山”，对我而言则是“胜利大逃亡”。因此，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给我来个“莫须有”的“政历清楚”，那我岂不就要功亏一篑了？
我打听到负责“政审”的是林场一个姓陆的人秘股长，于是就去找陆股长探听情况。陆股长是农村退伍军人出身，与我的关系尚好。他告诉我，革委会主任果然授意他，在我的政审材料上要写“政历清楚”。我连忙请他到县城我家里，喝酒去。
陆股长好酒，也就顺水推舟到了我家。我父亲在家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款待他。父亲是解放战争参军的，席间与陆股长聊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之类的旧话，两人把酒言欢，推杯换盏，俨然成了老朋友。这样一来，陆股长再也不好意思给我写“政历清楚”了，我也就堂而皇之地“政历清白”，顺利录取进了高校一个今天称之为“77届”的大学生。
而今，我们这四个抓阄看谁能够考取大学的“知青”，虽年过半百，却都还健在；而陆股长却早在一次宴会上因饮酒过量而死在酒桌上。可是，他却是我顺利进入大学校园的功臣，我至今还是经常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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