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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机会上大学，完全是一个意外。那时，我生活在农村一个叫同裕的偏僻小村，又身患腿疾，整天只能瘫坐在地上，也没人顾及到我的冷暖。而我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忽一日，竟想着别人望而却步的学习来。村里有不少人常背地里嘲讽我:自不量力。可我仍旧我行我素，发疯一般地刻苦自学。
想想也可笑，一个瘫子，十三年光景也不知借了哪方神仙之力，硬是啃下了初高中全部课程，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七门单科结业证书。写了数百篇滑稽可笑的诗诗文文，有的还真的变成了铅字。
那时也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我这个平凡不过的瘫子，喊来市里的记者采访我，报上一登，方方面面都关心起我来了，我揺身一变成了"张海迪式的好青年"，报上设有专栏，书纪，县长，乡长，大大小小的头头脑们，也纷纷写文赞美我。村里设灵堂一般用一大房间装饰我的"平生事迹"，供各地青年组织参观学习。我还经常应邀去各地各高校演讲，红得发紫，暄嚣一时。各种各样的牌匾奖状挂满家中的一面墙，很是让人扎眼。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都生活在荣誉和花环之中。一次，在一所高校演讲时，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到高校深造的想法，没想到得到了参会的大学生们的互应，他们的纸条一张张传递上主席台。大家纷纷要求学校接纳我这个"有志青年"来学习，实现求学这一夙愿。有位校领导可能也没好好考虑一下，很快就在演讲会上答应了。
由此也惹下了我无止无休的纠缠。所以，现在想想，一个高明的领导人，一般是不轻易向谁谁承诺的，承诺不好就会引火烧身的。因为我得到了承诺，心火一下被点燃了，灭是灭不了的。于是我每天上至市里省里北京写信不停，而且一写就写了一个多月。你想想看，做领导的收上一封二封的信也就罢了，可连续不断地收上几十封来信，不烦也烦透了。可对于我来说，日复一日地用心写了那么多，尽管死缠烂打也了无音信，气恼是自然的，好在我从不放弃从不泄气，一直写个不停。
可你写归写，结果呢全都石沉大海。那时我在乡里毛巾厂上班，厂里唯一一间宿舍分给了我。坐在潮湿的房间，我转动着小小脑袋苦思冥想: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动领导呢？灵机一动，有了，可写血书以表诚心啊。
说干就干，铁针找来了，对着无名指闭着眼睛重重地扎下去，血很快渗了出来，写，写什么呢？只写四个字吧"我要读书"。只是指头按在纸张上，没写上二个字，可恨的血就没有了。放在平时，有时无意碰破手指，那血流得怎么止也止不住。血流不出，信就写不了。再扎针，心便畏惧了，怕疼了，也下不了决心了。急，有时真的能生智，无意地抬头，天啊，这不现成的嘛。蚊帐上粘上的全是吃得圆鼓鼓血的蚊子，把它们一个个捉住，用它们的血写我的信，真是妙啊绝啊。我思忖:"这血反正也是吸的我身上的，我也没造假之嫌。"五封信写成了，深深吸了一口气:哈哈，终于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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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别说，血书还真有它神奇的效果，没过上十天时间，我便接到另一所高校让我在某月某日去参加五门科目的面试和笔试了。面试完了，到了九月份入学，却没让我去上学的点滴消息。头一年没上成，让我过了一年伤心伤肺失落无助的日子。第二年，虽周折了一回，也虚惊了一回，但我还是如愿以偿，奇迹一般迈入我心爱的大学校门。后来才听说，能上到还真不容易，校长不同意，可一位教授却拼命地力挺我。他和校长激烈地争吵得十分厉害，甚至还拍了校长的桌子。他就是中文系的老教授樊德三先生。樊先生是我的伯乐，是我人生的一位贵人，更是我一生永难忘记的恩师。
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新奇的。我挪着凳子去教室听课，摇着三轮车去食堂吃饭。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心情一直处在极其亢奋的状态。学习特别努力，晚上十时教室图书馆一般都会准时关门，幸好学校还有一间梯阶教室，那里整夜是不熄灯的，我为有了这个好去处而庆幸不已。在有限的学习阶段，我像拧上了发条，每天三点一线，如鱼得水一般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从没睡过超过五个小时的觉。每次去图书馆，馆里老师特别优待我，学生每次借阅书籍只有五本，而对我可享受和老师一样的待遇，借阅书籍不受数量上的限制。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看得眼花潦乱，似乎什么书都想看。数万册的书，其实一个人一辈子也是无法看完的。怎么办？那时我就采取了泛读精读的方法阅读，同时记下了大量笔记，知识卡片。仅中外名著方面的知识卡片，就足足积了半麻袋。
学校方方面面待我不错，起初，后勤处要求每天把饭菜送到我的房间，得此消息后，我强烈拒绝，我说:"我来学校是学习来的，而不是给人添麻烦享受来的，我有生活自理能力。"每次吃饭，我只带一只饭钵，因为我一只手要用来摇轮椅，我让食堂师傅在钵子里先放饭后放菜，饭是蒸的那种方块的，毎次我只吃一块二两的就足够了。食堂也不要我排队，各个窗口都能及时为我提供方便。宿管科也很照顾我，他们见我每天学习特别用功，甚至还破例为我分配了一个单间房，并安装了与别的学生宿舍不一样的电灯，我的宿舍里的电灯可以随时开关。
同学们更是对我关心倍至。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去学校食堂打开水，打完开水，我摇着手摇车在返回宿舍途中，不小心将热水瓶底胆，碰到长长的刹车杆杆上，只听见热水瓶"嘭"的一声，那爆炸声很响很响，我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懵了，手一松，结果另一只热水瓶也接着"嘭"的响了起来。那是一条连接学生宿舍的一条路，又在就餐时间，一路上来来往往的同学又特别多，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也吓坏了同学们，大家纷纷躲闪，惊叫声一片。后来，我记得有好几个同学或校友主动为我打水买饭，他们中间至今我仍然记得一连串的名字，如:丁瑞霞，杨万扣，孟奎生，梁琰，邓明佳等等等等。
大概上了几个月学，有一次邓明佳向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韦江荷同学，你每天大小便是怎么解决的啊？"他这一问不要紧，却把我的脸一下都问红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心里还是热乎乎的。长这么大了，对我来说，大小便这个生活当中最大的难题，最大的困难，一直以来从没有人关心过我，诚然，我也不愿说给别人听，很怕羞的一件事，它是我心中唯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在学校。竟有同学对这件事如此关心，你说我的心里又怎能不感到温暖贴心百倍千倍啊。为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开始一到学校就暗暗地为解决自己最耽心最难以启齿的大小便问题上心上肺着。我曾用手摇车摇到校园內的角角落落，包括学校周围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找过来找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物理系西南一个角落，也就是学校卫生室南边，我发现了一个只能容纳二三个人的小小厕所，很隐蔽，好像平时也没多少人用它。学校外面不远处，老盐阜饭店对面也有一个公共厕所，那厕所里竟然还有一个坐式马桶，我心里高兴极了，我想在学校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难住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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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邓明佳的关系一直很好，上学期间，只要我一到食堂就餐，你会发现他准会出现在我的身边。他为我打饭，一直打到我们离开学校。即便过了几十年，我还念念不忘我这个贴心校友。只不过开始他分配在市报，他一直为没做上记者编辑而气恼，后来他便离开了报社去上海做生意了，我一直联系不上他，听说他生意如今做得很大。
在学校学习一切都顺风顺水，唯一难过的是囊中羞涩。吃饭国家包了，师范院校么，只是零花钱我常常是零数，买些邮票信封之类的钱都没有。最难忘的是已上了三个月学的我，常常为此而暗暗伤神苦悲，在一个周末，我在凌晨就用手揺车想摇回家，跟哥哥要五十块钱。
说回就回，你想想回一趟家有多不容易，一百二三十里的路程，一路上要经过无数的桥，路面尚是沙石路面，风又大，特别是过一座较大型的桥时，我得远远就玩命的发力摇着转把，有的桥虽用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爬上去，这时车轮如停下就会顺着坡度往后滑退，为了让车轮只能向前不能退后，我只得用一只手死死抓住轮胎一点一点往桥上盘。就这样盘一桥过一桥，一百多里的路啊，整整用了一天时间，我才揺着车到了哥哥的家。哥哥见到我回来吓坏了:"你就是这样从学校回来的吗？"我回答:"不这样我能飞回来吗。"我说:"我没钱，你给我五十元。"哥说:"五十真没有，家里也只有二十元拿给你。"哥哥递上钱还没到我的手边，我就摔了:"我不要。"说完，我喘着粗气摇着车绝尘而去，满脸的灰尘，满脸的汗渍，满脸的泪水......
其实，我不是嫌哥给的钱少，因为二十元根本不管用，第二天赶回学校上课，揺着车回去肯定赶不上，我得乘汽车回去，光手摇车托运费就得十元，车票六元，剩下四元仅够买些邮票而已。
再摇十多里去找母亲，母亲那时跟了另一个男人，住在镇上。车揺到母亲那，夜色已很浓了。母亲见到我也显得很疑惑的样子:"你怎么回来了？人家不要你了吗？"
"不是。"
"学不上吗？"
"不是"
二个不是还是什么。母亲不识字，继父识字啊。可继父一言不发，埋着头在灯光下静静地修理着他的摩托车，倒是邻居有位老奶奶，听懂了我与母亲对话的话里话外的含义，她说:"孩子上学肯定缺钱了，宝宝啊，奶奶这有二十元给你，奶奶退休金每月也只有三十元。"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的滋味，我说:"奶奶，我不能要。"那奶奶很执拗:"别嫌少，奶奶的一点心意，快，拿着拿着吧。"
这是我一生中最寒心最辛酸最难忘的一件事。亲人们一个也没帮到我，倒是一个从没相处过的老人，无私及时为我雪中送炭，送给我一份大爱与温暖。我毕业工作二年之后，为了感恩那位好心奶奶，特地亲自购买了二条大草鱼，一百斤大米，二十块钱，送给那位奶奶并和她过了一个暖心暖肺的春节。
-----感言:一个人残疾了不要紧，关键一点心不能残，信念不能倒。困难面前不动摇，心胸能如天阔，更能忍苦痛悲伤委屈。坚定目标，走好自己的路，而且还能做到百折不回。这是我认识的最朴素的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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