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天还没透出一丝光，远处几声鸡鸣撕开沉沉的夜色。薛太和轻轻推开宿舍门，紧了紧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从墙角推出自行车。轮胎的气是昨晚临睡前打好的，车链条上了油。这天，他要去大桥公社。
车轮碾在砂石路上，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凌晨格外清晰。那时的公路不像现在黑色柏油路面，都是砂石铺成，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没有整夜亮着的路灯，只有东方天际一抹若有若无的鱼肚白，勉强勾勒出两旁刺槐树的影子。风从盐碱滩上吹来，带着潮湿的凉意。从大丰县城出发，经裕华，过通商，奔草庙，再到目的地大桥，九十多里路，全靠脚蹬。
骑到裕华时，天色青灰，早起拾粪的老汉佝偻着腰，在路边的田埂上移动，看见他，直起身眯眼打量。薛太和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车轮未停。砂石在轮下细细地呻吟，有时崩起一颗，打在挡泥板上，“啪”一声脆响。汗水渐渐沁湿了他的后背，额发也贴在了皮肤上。过通商时，天已大亮，公社大院里的广播开始播送新闻，嘹亮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飘荡。他看了看手表，加了把劲儿。
到大桥公社地界，已经是早上8点，太阳已升得老高，他径直把车骑到安排好的生产队田头，支好车，脱下外衣，卷起裤腿，就下了田。旁边正在劳动的社员们直起腰，目光齐刷刷地落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干部模样的人身上。
一个面色黝黑的老把式先开了口，嗓音沙哑却洪亮：“喂，这位同志，你是上面来的干部吧？”薛太和笑着点头，手里没停，跟着社员干活。老把式却不客气，指着太阳：“你看看日头，都啥时辰了？太阳都有一竿子高了，我们天一亮就下地，汗珠子摔八瓣干到现在快两小时了。你这会儿才来，点个卯、做个样子？如果我们都像你这样上工，咱年底分红怕是真要喝西北风了！”话像带着刺，砸在田垄上。周围的社员有的低头偷笑，有的面无表情地看着。薛太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脸上那点笑容收敛了，他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老把式，说：“您批评得对，是我来得晚了，我检讨。”说完，埋下头，更用力地干起来。
日头爬到头顶，公社通讯员小跑着来请他去吃饭。公社食堂里，桌上摆着一碗饭，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青椒肉丝，还有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这在当时，尤其是在乡下，已是难得的“招待”。薛太和吃好饭，从口袋里掏出饭钱和几两粮票，数好，压在碗底。“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坏。”他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吃完饭，他又回到田里。
下午的活更累，薛太和依然跟社员同进同出，劳动进度并不落下风。休息的间隙，刚才那位老把式凑过来，递过一瓢井水，目光却瞟向田埂上那辆自行车：“薛书记，你那脚踏车，好家伙，崭新！咱全生产队，百十户人家，摸不出一辆自行车票。你这车……是咋来的？敢不敢说说？”话里带着试探，也有些许不服。旁边有人拽老把式的衣角，老把式一梗脖子：“怕啥？问问不行？”薛太和接过水瓢，咕咚咕咚喝完，用袖子抹了把嘴，笑了笑，说：“车是组织上配的，为了方便工作。您要是觉得不妥，回头我们可以讨论。”他答得坦荡，眼神清亮，倒让老把式一时接不上话，咕哝两句，转身走开了。
收工的哨音响起时，西天已烧起晚霞。薛太和拖着酸痛的身子，在公社门口的水缸边洗净手脚，推上自行车。公社干部挽留他住下，他摆摆手：“明天县里还有会，得赶回去。”
回程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长。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眼皮发沉。骑到草庙北面一段坑洼特别多的路上时，“咔哒”一声，链条突然滑脱，卷曲着垂下来，像条死去的黑蛇。他下车，蹲在路边，捡了根硬实的树枝，一点点去勾、去挑，试图把链条搭回齿轮。油污沾满了手指，怎么也弄不干净。弄了好一会儿，总算挂上了，蹬起来，链条嘎吱嘎吱响，总怕它再掉。
屋漏偏逢连夜雨。离庆生渡口还有几里地，车胎又被路边刺槐树上尖锐的硬刺扎了个正着，“嗤”的一声长响，车头立刻沉了下去。这回，是彻底没法骑了。四下望去，暮色四合，旷野茫茫，只有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没有修车铺，甚至连个过路人也无。他叹了口气，只能推着这辆“瘸了腿”的伙伴，一步一步，朝着渡口方向跋涉。
当天夜晚，大丰县委大院一群人已经焦急万分。马县长背着手，在办公室窗前踱来踱去，不住地看表。早已过了薛书记该回来的时间，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吧？”这个念头让他坐立不安。那时候，没有手机、传呼机，乡镇以下，电话更是稀罕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他不再犹豫，叫上司机，发动了院里那辆老旧的绿色吉普车，沿着大丰通往大桥的砂石路，一头扎进浓稠的夜色里。车灯劈开黑暗，像两柄焦急的剑，扫过空旷的原野。马县长睁大眼睛，紧盯着路边每一个像人影的轮廓。
吉普车颠簸着开到庆生渡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终于在渡口对岸找到了薛书记！他正抱着膝盖，坐在渡口边的石墩上休息，身旁是那辆轮胎被轧破的自行车。
马县长抢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下打量，声音竟有些发颤：“老薛！你可把人急死了！怎么样，没事吧？”薛太和的脸上沾着尘土，手上还有黑乎乎的油污，衣服也皱巴巴的，模样颇为狼狈。但他看到同事，眼睛却弯了起来，露出熟悉的、略带歉意的笑容：“没事，没事，就是车不争气，耽误了。害你们跑这么远，这么晚……”话没说完，就被马县长打断：“人平安就好，平安比什么都好！”
这段往事，像一颗被岁月磨圆的石子，沉在亲历者的记忆河底。精神矍铄的老人家侃侃而谈，我们几个听众却无比震惊。
听老人家笑着讲这段往事，我的脑海里随即呈现出一幅幅画面，画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掉链子的自行车、钉刺槐树刺扎破的轮胎、农民直白的抱怨、掏钱交伙食费、深夜寻人的吉普车……这些细节如此平凡，甚至有些“窘迫”，这是我们大丰一个老县委书记的“人在囧途”，却让我无限怀念。
我怀念的，并非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那种“在一起”的状态。干部与群众，坐在同一条田埂上喝一瓢水，面对同样的尘土与风雨。那时的隔阂，是物理距离的遥远、通讯的不便，但心可能贴得很近——近到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批评，近到你的狼狈我能看见，我的焦灼你能体会。那种联系，是用脚板丈量出来的，用汗水搅拌在一起的，因而也带着泥土的厚重与生命的温度。
薛太和们的“糗事”，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路越走越“快”的时代，那些慢的、笨的、甚至有些狼狈的“行走”，或许才真正通向人心深处。
（注：文中部分情节做了修改，图片为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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